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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当下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六个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模式在外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评，“中国模式更具有刺激经济增长的优越性”，这是西方政治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和习惯性认知。然而，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诸多宏观经济数据日渐回落。这种反常极其令人忧心，并已日渐转化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拷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者杨国英，写作了《中国经济——盛世下的阴影》一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杨国英的观念是面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判，取决于诸多变量以及不确定事件，在这些难以定格之下，任何先验的预测，而且对经济现状背后的形成机理，则更值得我们深思。说的通俗一点，中国的未来更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知和行动，而不考虑这些，就对中国经济盲目的下结论是无知和可笑的，而杨国英的这种态度也是科学和严谨的，他的这种态度也贯穿了整本著作，他也与那些动辄就宣扬中国将硬着陆，中国将进入低速增长期，中国需要一次大衰退等学者是截然不同的。

而当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无非是内部的通胀，通缩的问题，投资的问题，税收的问题，外部的金融风险的问题，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的问题等等，而本书也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并且都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在针对通胀和通缩的问题时，杨国英指出，通涨“旧忧”刚去，通缩“新忧”又来，而如果通缩久久挥之不去，则极可能形成与经济衰退强烈的负循环——经济衰退，导致通缩严重，而通缩严重会进一步加速经济衰退。那么，应如何解当下“通胀”之忧，以免经济陷入通缩与衰退的负循环之中呢？他并不主张采用传统的财政反周期政策，而是采用诸如货币等其他政策，在书中将其总结为“求稳定”与“谋发展”的矛盾，在通缩苗头出现时，进行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亦可谓“谋发展”。 “求稳定”本为防止短期宏观经济系统深化的维稳手段，通过货币政策的微调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缓冲期，而“谋发展”才是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目。

对于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杨国英并没有GDP主义，政绩观等俗套说法进行大批判，而是从经济学角度给出了分析，他认为这是信用优势，政府信用优势而言，与市场化的企业相比，地方政府融资显然更具信用优势，这种信用优势的背后，不仅存在直接的或间接的地方财政担保，更存在可以随意转换的土地等资源的有形资产担保。正是基于这一因素，地方政府才敢于在存量债务高企的情况下，持续增加举债规模，而亦因为此，金融机构才敢在相关监管部门的禁令之下，满足地方政府的举债需求。

而对于地方投资所造成的赤字，杨国英也表示出担心，他认为在美国次贷危机早已远去、美国经济已明确复苏之下，我国财政赤字却仍持续处于高位，并且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无疑已经证明我国经济严重缺乏稳定性，只有依赖外部刺激才能确保“经济维稳”。同时，这种极其窘迫的状况，亦在警示我们，我国当下调整经济结构已经刻不容缓。诚然，我们不宜先验地否定扩大财政赤字的必要性，但是，在相对肯定当下扩大财政赤字必要性的同时，我们更应清楚地认识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经济增长的负循环共震状态已经进入极其危险的阶段。在扩大财政赤字方向已明之下，我们必须注意技术性平衡。他对此也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其增幅不应过大，而应在小幅扩大的同时，通过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为经济转型提供制度红利；其次，在财政赤字扩大的同时，我们应避免货币政策的同速扩张，以防止经济泡沫过多，从而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维持整体均衡。

另外杨国英认为在大规模投资刺激已然明确之下，我们还亟须处理好三大技术环节：中央投资与地方投资的协调性、投资规模与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以及行政主导型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平衡性，从而避免因缺乏统筹协调以及风险评估，造成“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苦果。

对于海外并购，杨国英的观点也很值得一读，他在书中比较了中国多家企业的并购之路，他指出伴随着华为和中兴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规模的提高，其外在阻力亦近乎同比例放大。而阻力来源和表现形式，则在华为和中兴发展的不同阶段，亦迥然不同。在华为和中兴开拓

海外市场的早中期，其阻力来源更多来自同行的国际巨头；可在最近几年，阻力却逐渐来自发达国家政府。而在华为和中兴的国际化过程中，其阻力的表现形式亦根据不同阶段，可相对细分为技术阻力、知识产权阻力和政治阻力。而他认为这些企业应该学习万向的并购模式，

在书中，他回顾万向的海外并购史，发现，万向海外并购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灵活变通的并购手法上，更体现在循序渐进的并购思维上。与国内企业动辄进行“蛇吞象”的海外并购不同，万向近20年的海外并购史，堪称稳扎稳打、渐次推进。从1996年在美国并购第一家工厂开始，万向迄今在美国已有28个制造基地、美国员工已达6500名之多，而在这个过程中，万向在美国市场的并购案，其并购金额亦逐渐从初始时的数百万美元，逐渐上升到当下的数千万美元、数亿美元。正是这种循序渐进的并购思维，使得万向得以通过前期的小规模并购，积累海外并购经验，并熟悉当地政经民情，为其后的大规模并购降低系统风险。与之相比，TCL、庞大汽贸等企业在海外并购经验缺乏之下，即启动大规模海外并购，并最终导致巨额亏损，甚至牵动国内产业的根基。万向循序渐进的海外并购思维，以及连续多年的海外成功并购史，显然极其值得借鉴。

在书中，他还用三普药业购买铜期货失败的案例，对中国制造业购买金融产品提出了警示，他认为面对变幻不定的全球金融市场，以大宗商品为主要生产原料的制造企业，借助期货套期保值、期权等金融工具，以规避未来大宗商品涨跌、汇率升降等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不仅是合理的，亦是相对必要的。但是，如果制造企业过度使用金融工具，则不仅难以起到规避风险的目的，更可能由此带来更大的风险，上述三普药业即是典型案例。事实上，对于电缆制造企业而言，因过度参与铜期货交易而引发亏损，并非仅有三普药业一家，而如果放眼整体制造业，我们就会发现，因过度使用金融工具而引发恶果的案例早已有之。如我国经济遭受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严重的2008年，知名不锈钢制造企业长利公司，因指望原料镍板价格上涨而过度囤积，结果镍价一年内却大跌70%，惨遭巨额亏损而无法支撑的长利公司，其董事长包存林最终选择沉池自尽。再如曾做到化纤原料产量亚洲第一的华联三鑫，亦于该年因过度参与PTA期货的投机，最终资金被套高达10多亿元，企业亦因此无奈选择破产重组。

而对此进行更深层的分析就会发现，越是宏观经济不景气、企业经营遭受困境，往往越容易激发企业家过度使用金融工具的冲动，他们试图通过金融投机赚取暴利，以维持自身企业的正常运营。但是，诸多悲惨的结局却告诉我们，合格的企业家并不一定是合格的金融家，不以避险、而以赚取暴利为目的的金融投机，其结果不仅极易产生巨额亏损，还往往使企业陷入到更难自拔的经营困境。实际上，对于制造企业而言，无论宏观经济阴晴与否，金融工具均理应作为企业经营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不应试图以此探索出一条赚取暴利的捷径。而在我国经济仍处下行通道之当下，饱受经营之困的制造企业，切实可行的突围方向应是：强化企业内控管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研发能力，而不是过度使用金融工具，盲目参与金融投机。

当然作为一本全景式、立体式的扫描中国经济的著作，其涉及的问题也不只这些，比如杨国英对其他问题也提出了非常多的建议，比如“代工企业切勿仓促转型”，”民企接班人不应痴迷虚拟经济“，“民企谨慎参与国企改制”等等，这些也都包含着真知灼见，也是他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经济学界的风气是不健康的，分析问题的少，喧嚣起哄的多，而这会让政府在民意的压力下过度反应，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比如在2011年中国经济成功克服全球经济危机，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本应是民间投资“接棒”政府投资的一年，而这年政府却在舆论的压力下过度紧缩货币，造成了15万家小企业倒闭，数千个企业家跳楼跑路，温州，鄂尔多斯、神木三座中国最富有的城市集体破产，众多大中型企业艰难维持，这也本轮中国经济衰退的根源，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就是在经历了2012年全年至2013年连续一年多经济衰退后，结果中国又不得不在2013年下半年开始重启政府投资，而严酷的货币政策依然没能放松，中国经济通缩的状况依旧，民间投资接棒的机会微乎其微，而这种局面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而这也是当下中国几乎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而在这一过程中部分经济学者和财经媒体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知不易，行更难！杨国英先生是财经媒体人出身，对中国财经问题具有天然的敏感，又长期从事金融投资工作，因此对整体经济的理解比一般人更加深刻，而他现在从事教学工作，教书育人的过程更让其多了理性和责任，近期又成立了金陵财经读书会，大学读书学习之风，这又切中中国经济界之时弊，得到众多同行的钦佩。 读他这本著作，我们看不到情绪的宣泄，只看到对问题的理性探讨，也正如其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本书并不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论调，而是旨在透过当下中国经济的不同截面，进行全景式、立体式的扫描，而这种态度正是当代学人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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